稿酬是毛泽东最大的“私产”。现有文献证实，他从1936年延安时期开始拿稿费，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停止拿稿费，历时30年，其中的万千变化，既折射出一段厚重的历史，也展示出毛泽东大公无私的品格及其济亲济友济天下的性情。
没有正式建立“毛泽东稿酬账”之前，比如延安时期的稿酬收支，只能通过相关文献资料来核实。那些账其实也记在了很多人的心里，并载入了历史。
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就实行了稿酬制度。据孙国林《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》一文记载：1936年8月中央决定出版《长征记》，征稿信说：“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。备有薄酬，聊致谢意。”1936年10月28日，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《〈红军故事〉征文启事》:“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，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，特决定编辑《红军故事》丛书。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……来稿采用后，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。”1937年5月10日，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、总司令朱德，联名发出《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》也明确说:“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，送来经采用后，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。”这些史料证实，延安时期为了鼓励人们收集长征史实，更是为了留住历史并创造历史，就开始实施“现金或物质报酬”相结合的稿酬制度了，也逐步完善。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透露了准确的稿酬标准：“备有稿费（每千字一元五角），当分致你与李、和三同志，借表酬劳之意。”证实此时的稿酬制度已经按千字计算了，跟后来的稿酬制度基本一致了。1941年9月10日，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《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》报告，在谈到稿酬问题时，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：“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，要多给稿费。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，才算好教员，要多给津贴。”如此推测，从此以后的延安稿酬标准会有所提高。稿酬制度对毛泽东这位笔杆子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在那个艰辛的年代，这份不菲的稿酬收入足让他对穷苦亲朋从“爱莫能助”到“乐善好施”，这也可以从毛泽东取得稿酬前后的信件中得到证实。1937年11月27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的信中尚言：“道路甚远，我亦不能寄旅费。在湘开办军校，计划甚善，亦暂难实行，私心虽想助兄，事实难于做到。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，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（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）之妻，故公家出此，亦非我私人的原故，敬祈谅之。”信中的“不能寄旅费”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囊中羞涩，无力接济表兄；尤其是解释“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”是公家所寄，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爱莫能助的态度——这都是由他当时的经济条件决定的。在1938年5月26日给堂兄毛宇居的信中，毛泽东就能掏钱接济家乡的侄子毛楚雄（毛泽覃的儿子）了：“楚雄等已寄微款，尔后可略接济一点，请督其刻苦节省。”信中的“微款”说明钱数不多，也证实毛泽东此时的手头并不多么宽裕，所以强调“请督其刻苦节省”。从这封信中也可以看出，从韶山走出来的毛泽东，跟任何一个故乡的儿子一样，一旦自己的经济宽裕一点点，就竭力接济故乡更困难的亲人，这是家风，也是乡情，更是文化，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最平凡的一面。两年后，1939年11月5日毛泽东给他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林中鹤的信中，就能寄上百元了：“寄奉百元，聊佐薪水，为数甚微，将意而已。”信中尽管有“为数甚微”的客套，但从中也能感受到毛泽东“济人于危艰”的舒畅心情。此时的毛泽东已在延安窑洞完成了《实践论》（1937年7月）、《矛盾论》（1937年8月）和《论持久战》（1938年5月）等伟大著作，这些著作的发表和大量印行，就算按千字一元五角计算，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，何况毛泽东也经常给延安的各种报刊写文章。而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（1941年5月）、《整顿党的作风》（1942年2月1日）、《反对党八股》（1942年2月8日）、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（1942年5月）等等大作的陆续发表，加上延安稿酬标准陆续提高，无疑保证了毛泽东稿酬的来源和数目。毛泽东著《实践论》、《矛盾论》
接济革命烈士的亲属是毛泽东稿酬的重点支出项目，只要他知晓，就想方设法寄钱解困，甚至通过地下党这条线路转寄款项。比如毛新梅烈士，他“是毛泽东亲手建立的韶山党支部的成员之一，1927年6月被敌人杀害，成为韶山第一个为党捐躯的烈士。他的妻子沈素华时年36岁，带着毛特夫、毛慎义、毛雪华等好几个孩子，生活极其艰难。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毛新梅牺牲后，便通过地下党寄钱给沈素华，接济他们母子的生活。”
武文笑在《毛泽东自费资助烈士家属》一文列举的很多实例，证实毛泽东从延安时期就开始用稿酬资助烈士家属了：“他这位极重情义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、同甘苦共患难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乐善好施者，经常情牵烈士家属并慷慨解囊动用自己的稿费资助这些烈属，少则百元或三五百元，多则上千元，其间发生的故事也不胜枚举。”支持延安的各项文化活动也是毛泽东稿酬支出的又一大项，仅李贤哲《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稿费用途》一文就列出多笔资助款，列示如下：1938年7月，毛泽东从自己《论持久战》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，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；
1939年3月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，捐助100元；
1939年9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；
1939年11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；
1940年，延安各界纪念“五四”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，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；
1941年8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，捐款400元……
1938年春,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《论持久战》
毛泽东的稿酬收入奠定了他乐善好施的经济基础，在那个困难时期，也惠及身边的众多同志，只要谁有事，他必动用稿费慷慨解囊。比如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的婚事就是毛泽东用200元稿酬操办的。据黄有凤《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》一文记载：“赴任前毛主席还有点不大放心我的婚事，指着旁边的叶子龙秘书说：对黄有凤的婚事，你们要成立个促进委员会，促进促进！叶子龙后来真的成立了一个‘促进委员会’，大家轮番做雪明的思想工作，最后终于使小赵放弃了‘约法三章’，同意近期结婚。最后商定婚礼于（1941年）10月10日晚饭前举行，地点选在毛主席住处的院子里。我俩的婚礼是毛主席用稿费筹办的。应邀参加婚礼的贵宾都是毛主席亲自下请帖请来的。”毛泽东十分清楚自己文章的来源，曾说过“所谓的好文章，都是在斗争的实践中逼出来的。”逄先知在《毛主席和他的秘书田家英》一文更清楚地记载：“毛主席从来没有把毛选的著作看作仅仅是他个人的东西，而看作是群众智慧的集中。他说：毛选怎么是我的！这是血的著作……毛选里的这些东西，是群众教给我们的，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。又说：1921年建党后，经过了14年，牺牲了多少党员、干部，吃了很多苦头，才懂得了如何处理党内关系、党外关系，学会走群众路线。不经过那些斗争，我的那些文章也写不出来。”也正是基于这种清醒认识，毛泽东对自己的稿酬所坚持的态度是坚定的：“这个稿费，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来的，是党的稿费、人民的稿费，是做事情来的，要取之于民、用之于民。”这个原则不论是在延安时期，还是新中国成立后，都雷打不动——将他的稿酬用于济亲济友济天下；唯一不同的是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的稿酬就专门建账管理了，每一笔收支也都有案可稽。参考文献：
[1]孙国林.延安时期的稿费制度【J】.上海：党政论坛，2008年第22期
[2]武文笑.毛泽东自费资助烈士家属【DB】.北京：中国共产党新闻网
[3]李贤哲.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稿费用途【DB】.北京：人民政协网
[4]毛泽东书信选集【M】.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），1984：1.
[5]李敏、高风、叶利亚主编.真实的毛泽东【M】.北京：中央文献出版社，2009：4.
图片来源：人民网、央视网
作者：葛长银，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
网编：侯洁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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